近年来，神州大地关于“创新”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江泽民的名言——“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变得妇孺皆知。放眼望去，举国俱沉浸于“创新”之中，一片欣欣向荣、热闹非凡之象。一时间，“创新”仿佛成了一款名牌时装，谁要是不穿它就是没有品位。然而，“创新”果真就是这么容易穿的外套吗？所有穿它的人果真就都适合穿它了吗？穿上这件外套果真就能够脱胎换骨了吗？还是先看看这件外套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再说吧。

　　这件外套可能属于“西服”一族（大义凛然的民族主义者们大概要称其为“洋服”了），因为它的原产地不在中国。尽管有考古癖的人也会掷地有声的宣称“马甲”不过是中国古代的“马褂”而已，但作为一个成体系的概念，“创新”一词的确是老外们的“创新”。其始作俑者还是个美国佬，大名熊彼特。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通俗一点说，就是通过改进生产技术、占领新的市场、投入新的产品、采用新的组织管理模式，使得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发生新的组合，从而使得生产效益获得提高。由此可见，创新首先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换言之，创新这件外套并不是做给所有人穿的，而是企业和商人。其次，创新是一个从新产品或新工艺的产生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创造性活动都不能称之为创新，而只是创新这个有机体的一部分。正像“胳膊”和“大腿”不能唤作“人”一样。因此，说某某科学理论是重大创新，某某技术发明是重大创新，某某管理制度是重大创新都是扯淡。最后，创新必须以最终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为前提。不管多么新奇的衣服如果穿上以后不能招财进宝就不是创新。以此三个标准衡量，在我国的创新服装市场上，恐怕有90% 要划到假冒伪劣产品一类了。

　　不过，也不必因人废言（否则要被斥为崇洋媚外，言必称美国了）。美国佬有美国的章法，我们也有我们的规矩。我们硬要将马褂称为马甲其实也未尝不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创新一词（即创造性的活动或内容），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坏就坏在它变成流行话语了，变成“早请示”、“晚汇报”的政治教条了，变成开口讲、闭口诵的和尚念经了。一个国家有几个和尚并不要紧，可要是举国皆僧就完了。同样，在必要的地方讲讲创新是无可厚非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强调创新。例如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历来被御用文人们的龙须凤爪扒拉得面目全非。此时此刻，最需要的不是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和创新，而是秉笔直书式的良心与勇气。不真实的历史只会误导给人们一个不真实的现在：当一部生机勃勃的历史剧被改装成只上演过阶级斗争的独角戏时，现实的所有正当关系也都涂上了罪恶的色彩；当历史上所有专制暴烈的昏君都被打扮得温情脉脉时，现实的一切不合理关系也都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历史需要的是真实，尽管绝对的真实永远不能达到，但历史学家可以通过揭穿一切伪造和虚假来逼近真实，而这，是并不需要创新就能够做到的，更不是只要创新就能够做到的。

　　其次，创新在很多时候是一种事后评价，创新者的初始动机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创新这个概念。换言之，他们不是冲着创新去的。他们在“创新”的时候并没有刻意想要去弄出个什么新的东西。著名天体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钱德拉塞卡曾对科学探索的动机作过深刻而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科学探索有两种动机：一种是像DNA 分子结构模型的发现者沃森那样为了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另一种则是像相对论的发现者爱因斯坦那样为了获得“对整个领域的一种透彻的看法”。很明显，“创新”在这里并没有出现。然而我们现实的科学教育却总是将创新作为一个动机性的概念灌输给学生，以为只要具备创新观念了，抱着创新的目的和决心了，创新就能做出来了。这实在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科学家为了更清楚地看到窗外的景色，拭去玻璃上的灰尘，结果发现玻璃变得焕然一新，但科学家
在乎的并不是这玻璃的新旧，而是窗外景色的清晰与否，可我们的老师们却一个劲地号召学生们去装新玻璃，而不知道有的新玻璃不管怎么新都是透不过景物的。

　　最后，创新不是说得多，说它好就能够像地下水一样一个劲地往外冒了。能不能创新关键不是一个观念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不是缺少了创新的欲望，而是缺少了使这欲望释放出来的机制。正如鲁迅所说的，我们要天才，但还须有培育这天才的土壤。只要我们现存的制度还是害怕失败、还是强求稳定、还是不愿承担风险，还是不能容忍出格，那么无论我们怎样强调创新的价值（不管它是民族的灵魂还是国家的心脏），创新也永远不能变成现实。牢门敞得再开，只要外面还有电网，囚犯也不会出来，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创新其实蕴含于每个人的天性之中，只是在某些制度环境下这些天性会慢慢地被磨灭或遭扼杀。所以，鼓励创新根本不在唤醒某些人，而在打碎某些物。

　　另外，谈谈所谓的“制度创新”。这也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个词。以前我们说“制度改革”或曰“体制改革”比较多，现在似乎不大说了，而代之以“制度创新”这个新名词。何以会有这种转换呢？只要看看它们的区别就明白了。“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是对旧制度的改变，是以承认旧制度的不合理为前提的，而后者则是新制度的创立，它可以继续容忍旧制度的存在。“制度改革”论认为只有改革了旧的制度才能取得新进步，而“制度创新”论则不认为现存制度不合理，而是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些新的更微观的制度来取得进步。因此，“制度创新”这个词不过是当改革愈来愈逼近某些既得利益群体的要害时由他们炮制出来的“障眼法”，他们企图利用这个东西转移人们的视线，使得真正的改革由此落空。秦晖先生说得好，有真问题才有真学问。现时大多数所谓的“制度创新”不过是一面裹捂着真问题，一面兜售着假学问。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钞票如果发行多了就会不值钱了；同样，创新喊得多了也会贬值的。

文学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