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没有某种改变的办法，也就没有保全它自身的办法。保存与纠正，是两条原则。”救世主神话或选民神话、国有制神话，是灾民“国家”的“保存方法”，（当然其主要方法或实际方法是专政）；它的“纠正方法”是什么呢？这个新方法论叫“批评与自我批评”（当然其实际的纠错方法是周期性的民间造反）。这一“创造”被看做是“毛式民主”的新办法。这个“新办法”曾让黄炎培激动了好一阵子。
　　 虽然救世主们否认他会犯罪（参见《本质利他主义批判》一文），但承认自己可能不是“已经”或“正在”会“出错”，如何防止和纠正“错误”呢？他自然不能用“西方式民主”，因为那会动摇“东方式的专制”。它诉诸“权力的自我反省”。它宣布自己身上的虱子自己吃，并强制全社会的人都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首先是一种比较安全的纠错方法；其次，据说，这竟然还可以反过来证明权力的伟大能自己拯救自己。这样一来，似乎错误的存在不是坏事了，因为通过纠正错误恰恰能证明“我们”正确。

　　等级制是极权制的实现形式，“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等级制中更现其虚伪，甚至内化为一种特殊的权力经济的交易方式。或者堕变为权力内战的一种新的形式。

　　自我批评——“我太好了”式最高权力者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更多的是为了逃避责任，并堵住同僚和一般人的嘴巴。毛在庐山会议上反思大跃进的错误时，他是用刀指着别人的鼻子尖儿来进行这种“自我批评”的。这种自我批评到最后，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我只所以错了，是因为我太好了！我过于善良、上了坏人的当或急着想把事情办好，“出现问题恰恰是由于你们没有按主席的指示办”（林彪），等等。 　　事实上，权力者决不容忍别人的批评，他只能进行“自我批评”。救世主的合法性是“不犯错误”，承认犯错误也将面对新的“救世主”的挑战。因此镇压批评是他们一贯的作风。他们进行“自我批评”以及偶尔接受“直谏”，更多是为了自我表扬，标榜他们是多么英明多么宽容。他们从来没有接收外界批评的习惯，也不具备这种心理素质，他的合法性就是神学式的永远正确，因而他死不认错。 　　上级对下级的批评——“滚！”式鲁迅有一著名的故事，说一个奴才到处炫耀财主和他讲话了，当人问所讲为何时，乃知为一“滚！”字。

　　“上级”一般由于中国式的精明，不会轻易因“公事”得罪“下级”，有时他通过“批评”表示对下级的关心，期望下级因此激发效忠式感激。下级自然受宠若惊——领导终于同我讲话啦。

　　上级对下级的批评也往往以批评名义实现个人目的，比如炫耀自己更伟大或把自己的责任向下推，下级“哑巴吃黄莲”，只能代人受过。这也可能是权威人格的自我暗示，对权力的炫耀在客人在场时尤其如此。这是典型的主人的训斥和谩骂式批评，被权力欲彻底支配。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的批评是“您说什么？老家伙，您还要向我学什么？您就象一个去赶集的老太婆，逢人就唠叨，想到什么就说。”在香港问题上，邓也用这种“批评”对待他的同僚——“那些‘胡说八道’的耿飙等人！”。 　　当权者领导的集体批评是大批判式的。是集体的落井下石。这是权力斗争和政治迫害的最高批评形式，在武器的批判发作的前夜发生。彭德怀是这种批评的受难者之一；而梁漱溟是最早的受难者之一。——毛在对这两个人的批评中，把批评发展为一种地痞和政痞完美结合的骂人艺术。而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通过集体附会这种批评，集中表现了这个梁山队伍杰出的集体落井下石人格，也证明了政治批评对一?quot; 战斗者小团体" 的巨大的权术意义。

　　在上级面前同级干部之间的批评——“官官相杀”式同等级之间的批评，不过是权力斗争的一种方式。独裁者特别喜欢官僚们互相批评，这便于集权和突出他的裁判者的优越地位。“整风”的目的之一就是实现新主人的集权。当两个上级发生冲突的时候，下级们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随时准备重新排队，准备落井下石或重新效忠。 　　同级“干部”之间的批评开始互相照顾，“你不讲我也不讲”，然后发展为互相攀比，“你讲我也讲”，最后则是互相埋葬，“你讲我我就讲你”。“批评”恶化了人际关系，人性之恶被充分动员起来，乃至出现“官官相杀”的壮观局面。

　　下级对上级的批评这种批评在“更上级”发动的情况下，将表现为疯狂的攻击和迫害；完全没有任何信义廉耻。当这种批评完全是“本上级”发动的时候，这种批评就这样表达：“我要狠狠地批评您——您怎么就是不知道休息？” 　　关于理性批评，中国人是一直非常反感和敏感的。可以说，中国的权力机构从来没有把批评作为一种善意。１９９８年克林顿在中国说：批评我的人是我的朋友，我相信，这种观念对中国人是十分陌生的；正相反，权力从来认为批评我的人是我的敌人，而对敌人唯一大反应就是“消灭”。因此，他们所鼓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彻底的政治虚伪。看看他们对批评的态度吧！看看 《中国可以说不》以及《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所表达的那种神经脆弱、那种胸怀狭隘。理解批评，中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费正清说：“在中国，批评不是好事。……中国人不会在自己中间开展任何批评，认为批评比伤风败俗的下体裸露癖还要卑鄙。”费正清先生的这个结论需要补充，那就是，在中国批评不是好事，但批评表演一直是好事，皇帝的罪己昭，士大夫的“死谏”，以及大批判，都是中国批评表演中的压轴戏——在这种全才的表演中，一种关于救世主的神话被重新提示给社会。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质，就象它在实践中确实做的那样，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表演与自我表演。我以为这是常识：人都可能有忏悔之心，但要防止权力犯错就必需建立规范性的制度而不是建立在偶然性的良心自省上，就不能仅仅依靠良心的发现，而是要建立民主的选举和其它各种监督制度。权力更可能或更能够犯错误或为自己谋取私利，对权力的监督就更得制度化。

任不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