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对的？"这也许是古希腊人提出的哲学史上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今天，人们似乎可以在"可错性"原理中找到它的答案，功劳应当属于波普尔。
波普尔（Karl Popper）这个名字，很多中国人已经熟悉，西方有人称他为"继康德以来最有影响的当代哲学家"。他的成就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认识论（Epistemology），二是科学哲学，不仅涉及科学与哲学，而且涉及政治、艺术和宗教，尤其是对本世纪科学理念的转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艺复兴以后，尤其是牛顿万有引力的发现，不仅解释了天体运行，而且导致了海王星的发现。科学被举得至高无上，哲学则退而承担审视的角色。
回顾一下现代科学的哲学争论，演绎法和归纳法是现代科学大厦的根基，而这两大支柱却有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演绎法必须有一套前提假设，如欧几里得几何，而这些假设与实际观测可能不符。归纳法似乎更受尊敬，它要求反复观察和验证，从而确定普适规律。早在十八世纪，休谟（David Hume）就指出，有限的实验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观察来排除将来有一天会出现"例外"。因此，归纳法是不充分的。
打个比喻，假如你发现了十万个苹果是绿色的，从而归纳出苹果是绿色的；但是如果第十万零一个是红苹果，这个"绿苹果理论"就会被推翻。
然而，从宏观到微观，随着人们观察范围的急剧扩大，科学规律屡试不爽，归纳法的地位依然稳固。康德试图证明，科学家不可能在观察中找到真实世界的普适规律，和过去一样，不过是创造了假设并强加于真实。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成功，似乎再一次证明了科学的胜利，从而重创了康德的尝试（"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者、现代哲学家"《国家评论》1995年12月25日）。
二十世纪初，波普尔介入这场冲突是他最重要的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他接受了休谟对归纳法的批判。波普尔认为，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评判我们的理论是否反映了真实的世界。科学同其他知识形式的区别在于，科学把它的理论置于可被观察所推翻的测试。当有竞争的理论出现时，科学家选择那些与观察的真实最一致的理论，而放弃逊一等的理论。尽管我们不能确定现在维持的理论是否真实，但它比过去的理论更接近真实。其中，最著名的是波普尔"可错性"原理（Falsifiability）。
这一原理指出，在真实和错误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没有理论可以被证明是对的，但有些理论可以被证明是错的，科学由此而介定。因此，科学就是还没有被证明为错误的理论。 波普尔科学理念的树立，一石激起三重浪。首先激起论战的是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波普尔1957年曾经断言，心理分析不过伪科学而已。佛洛伊德派声称心理分析可以解释任何可以想象的人类行为，因此所有临床观察都可以构成有利于它的证据。波普尔则认为，这实际上是绝缘于经验的验证。科学理论的特征就是容易受到被观察事件的责难。如果绝没有任何可想象的观察与心理分析相悖，那么心理分析也就无法被确认，因此科学含量为零。这一争论持续至今，不过大部份心理分析者保持沉默，或回避争论。
创造论和进化论围绕"可错性"，展开了持久论战。有人指出：进化论是一个经验的假设。它不可能被证明是对的，但至今也没有人反证它是错的（《泰晤士报》1998年6月20日）。持创造观点的人一方面称赞波普尔"削弱"了科学的力量，另一方面则抱怨他公开为进化论辩护。
实际上，"可错性"也给科学与宗教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限，科学认为自己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而宗教则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为了获得真理，科学必须向自己挑战，宗教则认为真理在握，大可不必自我挑战。
"可控实验"比以往更加受到社会的关注。尽管波普尔本人对科学实验了无兴趣，甚至有人嘲笑他只是陶醉于"可错性"的概念。然而，根据这一概念，可控实验多多少少充当了"科学测谎器"的角色。十六、七世纪以前，西方人在亚里士多德哲学里寻找解释自然的依据，而现代科学则是在实验中发现因果关系。今天，可控实验也是判别真、伪科学的主要依据。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是"验错"，与"可错性"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是"验对"，可能会大谬不然。
为了消除归纳过程，波普尔设计了自己的科学方法论：就是科学家一方面要提出大胆的猜想，另一方面要实验测试和无情反驳，并将错误的理论抛出科学体系，即"猜想－删减"模式。因此，"科学又是一个从错误中系统学习的过程。"一些科学家声称，波普尔的科学观点让他们受益匪浅。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理学家John Eccles认为，正是由于"可错性"原理给他带来了灵感和鼓舞。科学界一般认为，"可错性"原理大体具有理论深度，却又不乏可操作性。
相对来讲，波普尔的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渗透小于对自然科学的渗透。譬如，波普尔对经济学的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据称超过了其他任何科学哲学家的影响。同时，也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有人从经济的角度认为，波普尔拒绝归纳法导致了科学家对可利用信息的浪费。经济学本身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局限性，如果照搬 波普尔的方法论，就会毁坏经济学作为一门可信赖的学科（《南方经济杂志》1993年10月）。
波普尔无疑是反对"唯科学主义的"的。不少人也打出了同样的旗号，然而却发现不能与波普尔为伍。波普尔谴责他们："自以为是'唯科学主义的'批判者，实际上是自然科学的教条的、意识形态的和独裁主义的敌人。可悲的是，其中有人懂得太少（《新科学家》1992年11月28日）。"反对科学的人还常常把"可错性"解释为"科学只教授谬误"，差别细微，却颇让人玩味。
波普尔曾描述过他的理论是在比较爱因斯坦与佛洛伊德等以后产生的。他认为相对论取代牛顿物理学并不是爱因斯坦积累（归纳）了更多的事实，相对论之所以可以生存是因为它通过了几项更为严格的实验测试。波普尔总结到，在科学里，至关重要的观念就是要"证错"，而不是"证对"。心理分析"没有错可证"，波普尔认为那不是科学。
在哲学圈子里，波普尔对科学的贡献似乎没有受到尊重。最近，哲学家Lewis Wolpert对波普尔有着极其苛刻的评价："我常常听说波普尔是哲学家帮助科学家失败的一个极大例外。--我自己的看法，他被极其夸大了。或许，正如一位朋友说的，因为他是科学家们可以理解的唯一的哲学家。我欣慰地看到哲学家们把他看得如此一钱不值。他强调（科学）发现的可错性，却失败于解决归纳法的难题。可以确定，没有科学家按照他的方法操作（伦敦《独立报》1999年1月17日）。"
波普尔出生于1902年的维也纳，后移居英格兰，92岁在伦敦去世。有人在他的悼文中写到："很多人认为波普尔是伟大的哲学家。但是他从来没有受到其他职业哲学家的欢迎。--一个原因是他在哲学圈以外有着更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科学和政治领域。另一方面是学术哲学滞后于他的工作好多年（英国《财政时报》1994年11月19日）。"文章还写到："除爱因斯坦以外，在二十世纪恐怕还没有人比波普尔改变人们对科学的理念，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有人在他的纪念文章中写到："根据波普尔，整个寻找推倒我们科学理论的观点不是要增加我们的怀疑思潮。相反，目的是要产生更好的理论。为此，人们必须大胆承受严格的检验而不是凭借着口头工夫或含糊其辞（《人文学者》1996年6月）。"
我们不妨谨记：在科学里，真理是短暂的。
泽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