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房宁《当代中国的新政治哲学——论以德治国方略》

　　新年伊始，欣读房宁教授的新著《当代中国的新政治哲学——论以德治国方略》（该书由文汇出版社出版，2002年1月第一版），收获和感想良多。我看，此书最大的价值是点破了以德治国的历史方位和内在逻辑。

　　以德治国的历史方位在哪里？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将法治与德治相比较的话，应当说是：法治兴于前，而德治兴于后。战国至秦，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全盛期。在法家思想指导下，秦国开阡陌，封疆域，承认土地私有，奖励耕战，严刑峻法以绝犯罪，调动了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和征战冲锋的积极性，内实粮仓，外拓疆土，终于统一了天下。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首次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治国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并公之于众；法律要统一、稳定；奖励耕战，赏罚分明；废除贵族世袭制、分封制，实行“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的官吏选拔制度。

　　毫无疑问，法治有许多优点，比如公平公开、见效迅速、强国富民等，对于一个不断扩张的国家或集团来说，常常是致胜的法宝。然而，法治也有其强烈的副作用，那便是“民免而无耻”，缺乏道德和信仰的约束，上下逐利，勾心斗角，弱肉强食，最终强权者把持法律，社会公平荡然无存，王朝倾覆。秦统一天下后，国家不再对外扩张，功过难以分明，而欺上瞒下者把持朝政，终于“一夫作难而七庙堕”。秦朝覆灭以后，社会思潮大变，以法治国的思想淡出舞台，而以德治国则得到朝野的广泛响应，并经董仲舒的“德主刑辅”论，即“以德治国为主，以法治国为辅”，成为此后近两千年统治者的不二法门，也是在辽阔的疆土上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往往能够稳定数百年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房宁教授从他的视角展示的历史逻辑。

　　然而从鸦片战争起，在西方法治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中国统治者逐渐失去了自信。开始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有“德主刑辅”的泱泱气度。随着清皇朝的倒台，中国社会便拜倒在西方法治文化之下，砸烂了德治文化的祖宗牌位“孔家店”，开始了又一轮法治与德治的消长。

　　“孔家店”砸烂后，法治未立，德治已无，社会进入了大动荡。新中国成立后实际上推行的是德治，德治努力的高峰是文化大革命。但是，缺乏法治辅助的德治也并不成功，反而社会失序，人人自危。于是，社会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道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依法治国成为响彻云天的口号。全国人大立法委员会马不停蹄地立法，但恶性案件却火箭般地窜升。全社会道德沦丧，信用丧失，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假为真。官员腐败，擅权弄法，企业腐败，逃税走私，学术腐败，斯文扫地，百姓腐败，明哲保身。国民经济在繁荣中积累着巨大危机，却无人关心，到处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末日心态。这就离新一轮社会动荡不远了。

　　这意味着，我们很可能面临着“依法治国”的新一轮历史性失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德治国”才成为值得我们重新考虑的选择。当然，“以德治国”必须要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只不过需要重新摆正主辅关系布局而已。

　　那么“德主刑辅”的统治秩序只是在封建时代有意义，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没有意义呢？房宁认为，“治理国家的政治哲学有两个基本的理路，即法治与德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西方国家不仅有法治，还有德治，即宗教特别是新教伦理（其实还有法国大革命所高扬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精神）。

　　房宁指出，在文艺复兴后英国，市场经济所展示的是“人对人是狼”的残酷景象，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即是野蛮市场经济的见证人。在霍布斯看来，市场经济中人类自私而平等的状态是“自然状态”，但是这种“自然状态”导向“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而短寿”，不符合人们的愿望。人们希望改变“自然状态”，但又由于相互竞争落入囚徒困境而不可能改变，唯一的出路是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专制者——利维坦。这的确是对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深刻洞察。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与霍布斯的悲观预言似乎并不符合，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的出现了普遍的繁荣，即使下层人也有生存的基本保障。“是什么力量制约了物欲的激流？”（P138）房宁引用托克维尔观点认为，是宗教力量：“宗教的基本社会功能是提供一种巨大而普遍的、群众性的保守意识，而这种社会保守意识提供了社会的道德感，形成了对市场经济所自发产生的物欲、社会心理冲击与混乱的制约。”（P146）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更加有力地论证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双重性，看似对立的市场世俗理性与宗教信仰恰恰是西方社会自我平衡的真正奥秘。由此，房宁揭示出西方市场经济社会中与法治相应的德治成份。

　　接下来的问题是，德治也是西方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因素吗？房宁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确比较困难。我看，随着政府对经济的微观和宏观干预的增强，随着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西方社会对道德的依赖性也在增加。众所周知，美国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强烈的，美国人世界第一的自豪情绪特别强烈。在“9·11”事件后，美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一些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仅仅说了一两句不同于官方的话，就被解雇、被封嘴，那怕这会使美国失去“言论自由斗士”的形象。然而，应该承认，西方社会中的德治成份始终没有占到主导地位。

　　那么为什么西方社会在“刑主德辅”的结构下仍然能够保持较长时间的繁荣和稳定呢？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简单地说，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剥夺对象和范围都有很大的不同，使西方社会能够在“刑主德辅”的条件下保持稳定。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市场经济恐怕都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原因很简单。中国是疆域辽阔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全国范围内“车同轨，度同衡，书同文，行同伦”，有沟通全国的水、陆、海运网络，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并且农民不是农奴，而是独立耕作、自主经营、人格独立的市场经济微观主体。

　　同一时期，其他各国大多是封土建国的领主经济，各领主领地内市场、法制、度量衡都不统一。中国在唐代就有人口百万的大城市，伦敦却一直到十六世纪还是个二、三万人口的小城。虽然中国的大城市是消费型城市，但不可否认，这些城市也是商品的集散中心，并且产生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形成了钱庄、汇票等金融设施。

　　市场经济内在的弱肉强食逻辑是全世界都一致的，因此，每当城市商业高度繁荣之时，也是乡村在商人和高利贷盘剥下沦为赤贫之际，从而也是王朝倾覆之日。与中国古代市场经济不同的是，西方市场经济的积累对象不仅在国内农村，而且在国外广大的殖民地；剥削对象不仅是劳动者，而且是自然资源。所以，西方城市的繁荣并不构成对国内社会稳定的威胁，统治层也并不感到有必要对社会下层做太多让步，或者即使让步也很容易，而不需要自警自省，更不需要节省“宫庭开支”。这就意味着，道德对于西方社会的稳定作用的确没有像在中国古代那么大。

　　遗憾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当中国引入市场经济时，只注意到了市场经济逐利性的正面效应，而没有注意其前提和条件。由于没有注意到其道德因素的作用，设计层放纵了“看不见的手”所倡导的利己主义原则，将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当作保守、僵化、落后、封建、极左的因素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无论是潘晓大讨论，还是蛇口风波，都以市场经济的利己主义的胜利而告终。全社会一切向钱看，使市场经济失去了道德制约，也使法治迅速变形，成为强者欺压弱者的工具。

　　一旦市场既失去法律制约，又失去道德制约，那么“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就将在一切领域发生。于是我们看到，一切都成了商品，文凭、权力、法律、良心、脸蛋，甚至某些器官，而且尽是假冒伪劣的商品。不仅如此，当代中国无法借鉴发达国家掠夺殖民地的经验，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处于被积累、被剥削的不利地位，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效应不但无法输出，还被迫输入，中国正面临重新成为外国经济殖民地的危险。这都是我们引进市场经济之时没有预计到的后果。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在认识和评估这些后果，“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怎样“以德治国”呢？有德者才能“以德治国”，所以首先要重建道德，而道德的核心则是信仰。房宁写道，“信仰是人对生活及生命意义的解读。……没有信仰，即不承认现实利益以外的价值，不相信在自己以外有更强大的、更权威力量的存在和有更值得追求的目标；没有信仰，自然也不会接受自己需求以外的规则。”（P333）这是对信仰和道德关系的通俗解释。

　　事实上，中国社会目前的道德大滑坡正是由于信仰失落造成的。房宁坦率地指出，如果没有道德大滑坡作背景，“以德治国”是无从谈起的。同样是由于信仰丧失，所以“大道不兴，小义滥行；正教不显，邪教猖獗。”（P335）然而，“有的同志见物不见‘神’，实用主义过了头，对精神价值没感觉。甚至认为只要有了全民求富的愿望和党政干部中的‘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的共识，就解决了干部和群众思想的统一问题。……这样的世俗化了的、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是十分苍白、乏味、勉强的，至多可以说是一种准信仰，因为，它不具备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全面的解释功能，没有‘意义’的满足，不足以为社会成员的日常行为提供道德基础。”（336）这段评论是切中时弊的。

　　在操作层面上，房宁也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原则：扬善抑恶，名利分流。因为今天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是“扬恶抑善，名随利走”：“‘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实用主义的价值标准是腐蚀我们社会道德标准的一剂毒药，它已经成为无数冒险家、违规者、腐败分子、犯罪分子的内心信念。”（P342）“社会舆论对金钱、财富、权势阿谀献媚，……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对普通、平凡的劳动者的疏远、甚至鄙视。”（P343）“如此荒谬的逻辑、如此恶劣的风气，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精英的张狂、浮夸、虚妄；另一方面造成了普通民众的心理焦虑，结果必然是物欲汹涌、人心惶惶。”（P344）而对策则是“名利分流”，让有德者扬其名，获利者专获利。不能“让少数人名利双收，让多数人名利皆空。”

　　此外，房宁还提出要宽容，“最根本的是要对原有的和现有的制度、体制有一个宽容的态度和科学的态度。”(P347) 因为，“在改革中最优的方案往往要求的前提与条件也是最苛刻的，代价往往也是最大的，甚至是难以承受的。因此在改革中一般仅能采用的是次优的方案，这其中就包含了允许制度与体制中存在问题和弊端。”这也许是一个经历了多年急剧变革社会的大众心理吧。大众心理是不可忽视的。

　　总的来说，《当代中国的新政治哲学》一书值得一读的，它勇敢地面对了当今中国的真问题，并且初步形成了富于启发性的结论，对认识中国当今社会，乃至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而且书中颇多机智精彩的评论。然而，问题也还不少。对这样一本严肃的书籍来说，排印错误似乎太多了一些，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整段重复。另外，作者自身一定程度上受他所批评的快餐文化影响，行文仓促，推敲不够，以致若干句、段结构松散，可有可无。至于那些我不太熟悉的内容，如秦亡汉兴之际社会思潮演变的具体过程，则无从评论。

　　虽然如此，本书还应该说是瑕不掩瑜。由于作者身份和论述问题的深刻性，此书还可能会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写下重要一笔。

韩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