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刺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强秦已经攻到赵国都城邯郸外时，秦王看在昔日情人的面子上，要求赵国向他投降，俯首称臣，开门延敌，这样可免遭杀戮之苦。赵姬也劝告赵王：为了避免人民遭受杀戮，干脆投降了事。但赵王与赵国百姓都宁死不降，最后城被攻破，城内男女全被残暴的秦王杀光，尤其是那些聚集在宗寺内的小孩，作为赵国人的后代，也被暴秦残忍地一个不留被坑杀。陈凯歌是一个煽情高手，电影中对这个细节的处理很到位，包括战场上赵国官兵的视死如归，尤其是手拿拨浪鼓的可爱的小孩活生生地死亡的场面，硬是让观看者泪下。战争的悲壮、凄美与残酷在此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有人很自然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赵国人不投降？如果投降了，尽管作了人家的臣子，但忍一时之气，却能换取未来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不是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么？不是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赵国人是不是很蠢啊？为逞一时英雄之气，讲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最后落了个亡国灭种！

如果以经济学的眼光看，赵国人的“愚蠢”也许更看得清楚。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在计算了成本与收益后的理性选择。也就是说，他决定做某一件事，是因为他认为做这件事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最后有净收益，并且净收益最大时，他才去做。张五常认为经济学中真正有用的两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此一条(还有一条是需求曲线总是向下倾斜的，在此不论)，即“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以此衡量，赵国人的理性选择一定是投降：因为明知道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打羸强大的秦国，而且秦王为了雪小时候在赵国所受的屈辱，已经明说了如果不投降就要屠城，这个时候，赵国人应该很清楚：如果投降了，成本是做臣子，但有收益，即可以苟活，而且有转土重来的希望；如果抵抗，成本是“亡国灭种”，即时收益没有。如果真是聪明者，要追求收益最大化，当然是选择投降！

但赵国人没有。他们选择了战死。他们的行为不符合“理性经济人”行为，他们违背了张五常所说的“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说法。张五常也许会说他们蠢，但我内心中却充满了对他们的尊敬。

其实，战争史上，类似赵国人的行为很多很多。弱小民族不屈服于强敌淫威，明知抵抗强敌，不过是以卵击石，但仍然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正是他们的行为使人类的历史平添了许多壮美。

这是为什么？看来，号称可以解释一切的“经济人”理论出现了盲区？我为此很迷惑。

后来，我在翻译美国人写的《防务经济学手册》时，发现美国人同样迷惑。在这本书的第131 页，防务经济学家布利托等认为，布埃诺。德梅斯基塔(1981)对战争的“理性经济人”解释表面上是令人信服的。因为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一共打了58场战争，而战争的首先发动者胜了42场。由此看来，战争是理性事件，是在发动战争者计算了成本/收益比率后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是战争发动者认为他可以在一场战争中获取利益才决定发起战争。但接下来布利托写道：“He did not，however ，explain why wars occur. Wars are usuallyPareto inferior outcome of a conflict ，in that both parties would bebetter off if the expected loser compensated the expected victor by meansof a transfer of resources without actually going to war. Thus，whilethe Bueno de Mesquita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wars are usually consistentwith rational behavior on part of the aggressors， his model does notexplain why wars actually occur since it does not explain why the loserfought."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大引用原始英文，是为了证实我此说不谬。这段话大略可翻译如下：”然而，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战争会发生。战争通常是冲突的帕累托劣等产出，如果预期的失败者通过转移其资源来补偿预期的胜利者而不是实际走向战争，那么双方都会更好。因此，尽管德梅斯基塔的研究结果证明了战争通常与侵略者一方的理性行为相一致，但由于他的模型并没有解释失败者参战的原因，因而实际上也就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战争。“

就美国人这段话，我还想做通俗的解释。布利托是说，用“理性经济人”眼光看来，如果一个弱小的国家，已经知道自己打不过对手，还不如直接将自己的领土或资源拱手送给对方，而且是对方想通过战争获取什么，你就送什么。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至少免去了战争真打起来时的双方损失。所以，相对于不打仗直接转移资源的所谓最优结果(经济学上叫“帕累托最优”)，通过打仗的办法重新配置资源，是一种劣等结果(经济学上叫“帕累托次优”)。而如果弱小的国家真这么做了，想发动战争的国家也就不需要打仗，仗也就打不起来。而现实历史中却还是有战争，因此，仅解释战争发动者是理性经济人行为，而无法用这一理论解释弱小国家为什么迎战，等于还是没有讲清楚战争为什么会产生。

为了维护经济学“包讲百事”的声誉，有一些经济学试图引进所谓“不对称信息”来做解释。按他们的说法，弱小国家可能事先并不知道对手到底有多么强大，他们或许还认为对手其实比自己很弱小。由于这种信息的非对称性，因此，将决策建立在所谓“对对方错误的理解”上，作出了抵抗的决定。但这种说法一是实在经不起任何实证：文章开头所说的赵国与秦国，赵国并非不知道秦国的强大与秦王的凶残！二是也经不起经济学自身的追问：博弈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时，不知情方可以通过多阶段与对手交手来修正对对方的认识。也就是说，即使退一万步讲，如果真有弱小国家一开始不了解对手的强大，但只要试探着交一交手，就可以知道对手的底细，然后再采取投降策略，至少也可以免去后面的战争之苦。但现实仍然并非如此。

这条路解释不通，又有的经济学家引进了“恶意偏好”这一说。“偏好”也是经济学上一个概念，我喜欢吃苹果胜过吃梨子，而你喜欢吃梨子胜过吃苹果，这就是你我的“偏好”不同。持“恶意偏好”说的经济学家认为，弱小的国家之所以还不主动投降，“这实质上意味着，出于仇恨的心理或好斗的本性，为了减少敌手的收益，哪怕自己付出一些代价也在所不惜。”(《防务经济学手册》第187 页)。这种说法简直是颠倒黑白：因为它不去谴责发动战争者与侵略者的好斗与仇恨，反而谴责抵抗侵略者心理有问题，这是哪门子逻辑？

但我倒发现了用“偏好”解释的惟一一个合理之处：因为经济学认为偏好是与生俱来的，与现实成本/ 收益没有更大纠葛，也就是说，在此，“偏好”说实际上承认了一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先验的东西)可能会压倒经济人的“成本/ 收益”考量，所以，也等于间接承认了经济学并不能包打天下，“经济人”并非万能说条。

至此，我也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弱国会选择抵抗。我也没有打算自己能提供什么经济学解释。但我想起一位学者说过这样的话：信仰就是信仰的事！对于现实利益考量解释不清楚的现象，不妨作如是观。而此时经济学可以休矣。

卢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