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中华民族永远崇尚的忠诚的典范、智慧的化身与道德的楷模。对于这位圣人，我完全是敬爱万分，赞美颂扬唯恐不及，哪还敢加以妄议？不过，口出狂言，臧否古人，乃读书人之痼疾，但求我下笔为文时能对古之圣贤有深刻的同情与理解，持论公平，不流于俗 见吧。说来说去，仅仅奢望窥一斑而知全豹而已，至于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则非我之愚所能及也。

诸葛亮在未出茅庐前，先已判定曹操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荆、益二州为用武之地，因而极力促成天下三分，不可不谓高明之极。不过，对于这种天下大势，英雄所见略同者不在少数。如江东孙氏政权的谋士鲁肃就认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建议孙权“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在曹操集团中，谋士郭嘉与程昱早就分析到了孙刘将联合御我，建议曹操及早“南下攻打刘表，占领荆州。”

在著名的《隆中对》中，诸葛亮为日后刘备军事集团统一中国拟定了两条进军路线。一条是从汉中出兵关中，指向陈仓（今宝鸡）与长安。另一条是从荆州北部出兵中原，指向南阳与洛阳。两条路线分别照搬了汉高祖刘邦与光武帝刘秀的各自成功的经验。不过，他忽略了当年的政治形势与现在的政治形势相比已截然不同。

在项羽灭秦与分封诸侯的这一段时期里，项羽的谋士范增一直就认为，今后与项羽的争天下的主要对手就是刘邦。但是在当时的人看来，具备一定的实力与项羽竞争帝位的潜在的敌人并不只是刘邦一人。项羽所分封的那些诸侯王，最后也都成了他的政治军事对手，在他与刘邦争天下时专跟他捣乱。要是一开始就断定，刘邦最终一定会一统天下，恐怕当时的人未必会相信。范增关于尽早彻底铲除刘邦集团的意见不被接受，其原因大概就是如此。

最后的成功者，往往都是在开始时不被人注意，因此能韬光养晦，暗中积聚力量，最后一举获胜。因为人们根据自身直接受到威胁的程度，往往更多地注意骄横跋扈的挑战者而忽略了庸驽无能的窥伺者。光武帝刘秀当时所处的情况也有类于此，四面八方都有人起事反对王莽，或称帝或割据。在这种形势下，他一开始不必首当其冲，尽可以养精蓄锐，挑拨离间，从中渔利，各个击破，最后光复汉家天下。

诸葛亮出山前后，曹操已经平定与统一了北方，江东的孙氏政权国险而民附，已历三代，残余的割据政权只剩下荆州的刘表与益州的刘璋以及汉中的张鲁。大局已定，刘备要有所作为，其发展方向就只有针对后两者了，隆中对的构想与设计，就是根据这种现实情况制定的，并没有什么高深莫测之处。

诸葛亮比他人高明或者有异于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是促成名义上的汉朝中央政权来收复荆益二州，消灭江东割据政权从而完成统一大业；也不是投靠孙权，为形成南北对抗的局面出谋划策；而是立志扶弱制强，兴灭继绝，毅然选择了当时兵微将寡，处境不利的刘备，从事复兴汉室的大业。

其志其行大异于常人。可以说诸葛亮有统一天下的大志，但是统一天下的巨大荣誉绝对不能让曹操这个乱臣贼子或者孙权这个庸碌之人获得。自己可以使天下三分，亦可以使天下一统。并且牢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功成遂退，天之道也，决不贪念荣华富贵。此身出，只为济苍生，安黎庶，拯斯民出于水火，完成自身的道德责任与历史使命。

在我辈看来，诸葛亮既有仙风道骨的飘逸，又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既有儒家“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慷慨志向，又有纵横家的捭阖天下的手段，再加上以出世的心情而入世。真可谓，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全知全能全面发展。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读书观其大略，好吟梁甫之歌。既自比为管仲乐毅，又倾慕于范蠡张良。既有大局观，又有平衡感。德才兼备，性命双修。如此自视甚高，豪迈之情自不必细说。青年得志，遭遇明主，未及而立之年的诸葛亮，未免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了。

其实，从军事地理学与当时外交斗争的形势来看的角度来看，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兼跨荆益两州以立国在军事与外交上是不可行的。荆州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无论是东吴还是曹魏政权，进攻荆州都比从益州调兵救援荆州更方便一些。同时荆州地区相对其它地区来说由于未经较大的破坏，相对比较富庶，更是曹刘孙三家全力争夺的对象。

根据这个前提，应该把三分天下的方案修正为兼有巴蜀、汉中与关中，与西北羌族交好，据夔门潼关之险，东向以取天下。这类似于当年秦国一统六国时所处的地缘政治格局，也类似于汉高祖刘邦当年起兵与项羽争天下时所处的战略地位。其实这个模式在后来的历史上再一次重演。三百年后的北周—隋政权统一中国就是这个模式，当时也是三国鼎立——北周、北齐与南朝鼎足而立。

另外荆州能守则守，不能守的话，就要把荆州这块战略要地丢给曹操与孙权，让这二者之间争个你死我活。这样既可防止他们之间互相妥协，合力对付刘备。又可利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扶弱制强，防止对己不利的东方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过早地出现。

实施这个方案的难题在于——关中地区经过西汉末年以及董卓之乱的大破坏，残破不堪，水利设施已经废弃，人口凋零，无法供养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军事中心。后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时，其部下魏延献上兵出子午谷的奇计，但不被诸葛亮采纳。其原因除了诸葛亮不愿意做过分的军事冒险之外，还因为，由于受到巴蜀地区的粮食生产与人口的限制，诸葛亮手中的兵力不足，无法保证后续的军事行动的成功进行。就是说，即使魏延的奇计侥幸成功，蜀汉军队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兵力来防守长安城及占领周围地区尤其是兵家必争之地的潼关与西河地区。这样一来，蜀汉军队最终难免陷入人数上占有优势的曹魏军队的反包围中，这种结局对于用兵谨慎的诸葛亮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归根结底，关中早已失去了地区经济中心的条件与充当政治军事中心的资格，只能靠外部地区输入粮食来维持给养。即便占领了关中地区，要长期在关中地区立足，谈何容易。

另一方面，蜀汉政权的盟友东吴所处的军事地理环境也不能令人满意。东吴要防御强敌与北上进攻，在荆州一定要占据襄阳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另外最好辅以信阳与南阳。这样可以阻挡北军南下，保护财阜之地江陵的安全，进则可以北伐中原。在淮河流域，则一定要将国境推到淮河一线，拔除北方政权在淮河以南设立的军事据点合肥，在首都建康地区形成战略纵深与梯次防御，这样才有可能在军事上长期对抗。

这样看来，北方政权在西方占有河西走廊，隔绝了蜀汉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的政治军事联系；向南占有关中、襄阳与淮南三大战略要地，占有政治地缘与军事地理优势以及农业生产与人口优势。衡量综合国力的天平已绝对地倒向了北方政权的一边，而吴蜀两国在军事外交战略行动上的配合却不够紧密，因此被北方政权各个击破的最终结局不可避免。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认为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以及“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这种看法曾经遭受过许多人的攻击，认为陈寿是因为父仇而挟嫌报复。也有人认为陈寿所言并非出于偏见，诸葛亮本人也认为自己短于奇谋。他曾经说过，“运筹策于帷幄中，吾不如子初（刘巴）远矣！若提枹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可以存而不论。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阴谋诡计在外交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全盘外交战略的角度来分析，阴谋诡计之所以能够成功，并非是无人能够识破，而是当事人或当事国因为受到复杂战略局面的制约，无法做出有效的反应。当年秦国东向灭六国的图谋，可以说是一百多年来的基本国策，秦国君臣上下为实现这个图谋是无所不用其极。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六国中的有识之士，识破其奸计者，并不在少数，但是却不能对此做出有效的反击。

合纵政策之所以最终失败，反对野蛮军事霸权国家的国际统一战线之所以最终崩溃，是因为关东六国各怀鬼胎，相互提防。楚国丧失郢都周围的国土后，兼并了鲁国与越国，尽东南之地，国力有所恢复，可以与西北之秦相抗衡。其它五个国家都惧怕合纵政策成功后楚国会因此变得更加强大，将来又将面临一个更为庞大与凶悍的敌人。赵韩魏三国中，则总有两个国家不愿意三晋再度归于统一，哪怕这是遏制秦国的霸权甚至是由三晋主导统一中国的必由之路。三国抱定宁为鸡口，不为牛后的宗旨，宁愿单独面对秦国的威胁，甚至彼此之间视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敌人。齐燕两国不与秦国接壤，似乎对秦国的威胁没有切肤之痛，更可以利用别国的困境而从中渔利。

而秦国连横的计谋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这个政策符合外交斗争与地缘政治关系的一般原则。贿赂、欺骗、挑拨离间、意识形态攻势与纯粹的暴力手段多管齐下，远交进攻，分化敌人，才能够在国际斗争中大获全胜。

三国鼎立，吴蜀联盟抗衡魏国，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势力之争的格局。战略局面已经极度简化了，阴谋诡计已无太多的用武之地，三国之间基本上是经济与军事实力的竞争。

在春秋战国时代列国林立的局面下，有时候仅仅外交上的联合就可以代替军事上的部署；遏制某个国家的称霸野心，并不一定要诉诸武力，进行会盟也有同样的效果。因此才会有“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见解。在三国鼎立的时代，敌友均已经固定，所进行的战争类似于二十世纪的两场总体战，一次大战可亡人国，亦可被人所亡。对于吴蜀两国来说，更是如此。

从人性、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的运作规律以及借鉴历史经验来分析，吴蜀两国一定要缔结更紧密的联盟与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才能够合力抵挡住北方政权的攻势。如果要彻底地实现遏制甚至取代魏国一统天下的战略目标，最合理与最现实的结局就应该是吴蜀合并。如果吴蜀两国不合并或者在军事外交战略行动上配合不够紧密，吴蜀两国将无法避免被北方政权各个击破的最终结局。

当年江东孙氏政权的军事领导人周瑜，在赤壁之战后极力反对孙刘联合，主张孙权“取蜀”和“据襄阳”，如此则“北方可图”。其实就是要将三国鼎立的局面进一步简化为纯粹的南北对抗的形式，为孙氏政权统一中国做准备。对于孙氏政权来说，孙刘联合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接下来就是要形成南北对抗的格局进而一统天下。三国鼎立的战略格局对于刘备集团的一统天下的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必经阶段，但是对于孙氏政权来说未必如此。

当然，即便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于孙氏政权还不算是最大的不幸。反正江东地区的根据地并没有丢失，并不算是彻底的失败。这还算是战略目标上的较为保守与稳健的中策，因此孙氏政权内部才会出现“联刘派”的代表人物鲁肃。但是如果三国鼎立的局面不能形成，对于刘备集团来说就灭顶之灾。难怪刘备集团对于争夺荆州是全力以赴，丝毫不肯让步，令孙权不得不有所忌惮。另外北方政权的军事威胁并没有彻底消除，这是孙刘继续联合的现实政治基础。

诸葛亮奋其私智，促成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彝陵之败后，又主动捐弃前嫌，与吴国紧密联盟，从而形成对魏国的大致均势；最后以攻为守，争取战略上的主动；站在蜀汉政权的立场上，已穷尽了现实政治斗争中的一切可能性。无奈形势比人强，后来的人，又何必以成败论英雄呢？

公正地说来，他所参与以及指挥的战争除了当阳之败与街亭之败外，基本上都打了胜仗。而且这两次失败中的前一次是因为兵力过于悬殊，势不可回；后一次是因为马谡刚愎自用，纸上谈兵所致，不能过于责怪诸葛亮。只是这两次失败是决定性的，前一次导致了刘备被赶出荆州，不过接下来的赤壁之战却扭转了这一局面；后一次则使得长期占领关中地区的可能性彻底破灭了。而其它的胜利都是非决定性的，无关战略大局，不能导致统一天下的最高目标的最终实现。

对于诸葛亮来说，趁天下大乱，乱中取胜来一统天下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历史留给他的机会仅仅是尽力将战略格局演变为天下三分。至于鼎足之形已成后，由谁来主导统一，则非人力可以设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当然，任一己之力，将不可避免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的即将来临人为地延后了近一百年，这等作为与影响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惊世骇俗，古今未有了。知之者，视之以功乎？怪之以罪乎？

不过，正是在这种三国鼎立的局面中，天下智能之士各为其主，各尽其忠，各用其智，使得这段历史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传奇。立德者有之，立功者有之，立言者有之。智绝如诸葛亮、奸绝如曹操、忠绝如关羽，均千载犹生，万口所传。之前之后的哪一段历史，能够这样长久地活在人们的心中？

伟大的人物，思想与个性都是极为复杂的，不能够仅以某家——儒、道、法、墨等等——而名之。他们只愿意向公众公开他们精心选择的形象，至于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那是要带进坟墓里的。让它永远地成为历史之迷，让后来的人挖空心思地去琢磨。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不正好就是诸葛亮一生的写照吗？当年豪气干云，不料如今是意气消沉。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求无愧于心，士为知己者死，以报知遇之恩。一统九州的雄图霸业已成泡影，龟缩一州之地而苟延残喘，政治上谨小慎微，军事上以攻为守，皆势出于不得不然。

从初出茅庐，出使江东，舌战群儒，联孙破曹；到“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再到“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豪迈奋发之情转为悲凉无奈，最后无非就是希望自己事业失败得光彩一些。所有的伟人们都是这样，如果在生前的完成宏伟事业的大志已经落空，就希望在死后留下好的名声。

诸葛亮未出山之前，以为汉朝的恩泽还被人民怀念，因此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幻想着只要大军北上，打出“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旗帜，英雄豪杰便会赴义如云，百姓们将箪食壶浆迎于道中。后来又期望百姓们以为蜀汉政权政治清明，司法公正，扶老携幼投奔解放区者，将络绎不绝。这恐怕是昧于时局，昧于人性，把现实中的一切看得太简单了。

其实就现实情况来看，人们生活在一个仁慈公正的统治者的治理下反而会比在一个奸诈残酷的统治者的治理下更容易产生抱怨的情绪。这是因为，如果知道统治者仁民爱物，就会一心指望恩惠，以至于时刻都在盼望与计算。只要得不到满足便心生不满，口出怨言。如果知道统治者精明势力，刻薄寡恩，就会死了这条算计之心，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无从抱怨。

诸葛亮本人不滞于物，明察秋毫，具有深沉的心机与灵活的手腕，同时他也基本上继承了刘备的宽容厚道的政治传统与公共形象。因此从他治理蜀国的手段来看，法治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倾向并行不悖，完美地交织在一起。公正无私，严而有恩，这使他在治国理民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赢得了当时及以后的人民的爱戴、尊敬与怀念，并且在历史上永久地留下了的美好的名声。

但是政治斗争于社会政策的一般规律是，有所得则必有所失。说穿了，一个统治者叫人恐惧比受人爱戴对巩固其权势更加可取，对其事业的成功更加有利。对于一切在利害关系上精于算计，善于察言观色并且毫无自尊心的人来说，“冒犯一个为人所爱的君王，比去冒犯一个为人所惧的君王，是较少顾虑的；因为爱是靠一条由责任组成的锁链来保持的，这条锁链，由于人性的卑劣，故只要有利于他们时，随时都会断裂；可是惧却是由于对惩罚的害怕而维持的，它永远不会失去功效。”

一个公开以功利等非道德的理想立国的政权常常比一个以仁义道德立国的政权有更为强大的战斗力与吸引力。这是因为对于芸芸众生来说，低级欲望的满足永远比道德人格上的完善更具有诱惑力。同时，正心诚意，养浩然之气，压抑低级欲望的同时恐怕也压抑了应变将略所需要的奸诈精明与冷酷无情了。一个以仁义道德立国的政权或多或少都免不了要搞扶弱抑强的社会政策，提拔人才更多地考虑清正廉洁、谦虚谨慎等等道德标准，对于那些在修身养性方面有所欠缺的智能之士来说，恐怕根本就不愿意受到这种压抑与管束。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曹操恐怕是看透了人性中的弱点，因此他能够肆无忌惮地利用一切人来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反正他本人便是天字第一号大坏蛋，重权在手，不怕那些次级坏蛋来跟他捣乱，再加上其心狠手辣，翻脸不认人，那些人敢不为之效死力？

至于事君以礼，立身以德，教民以忠；开诚心，布公道；指望以身作则以后，则仁者无敌。最终皇帝陛下将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文武百官皆勤于王事，和衷共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百姓们对待工作就会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大放精神原子弹，可执梃以挞魏吴之利兵，诸如此类的政治道德神话，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据史书上记载，诸葛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等，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都一一过问。在诸葛亮所治理与经过的任何一个地区，都留下了他传播先进技术与文化、关注生产和公平施政的美好传说。他治理蜀国期间，政治清明，司法公正，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人口有较大的增长，相对于诸葛亮治理蜀地前以及西晋灭蜀后，这是一段黄金时代。

由此看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其一统四海，兼善天下的雄心壮志受到了抑制，便力求自身在道德上更加完善，尽力施以人民更多的恩惠，“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这是最可取的，也是最令人赞美的。无论后人从哪个角度来评价其事业，我们都应该感谢与怀念他，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象这样淡泊名利，造福人民的政治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三代以下微斯人！

“上德立德，中德立功，下德立言”，诸葛亮的道德风范将永远为后人所景仰，“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诸葛亮给后人所留下的是道德楷模与道德财富，他的高风亮节与忠诚品质，比之曹操东临碣石，横槊赋诗；芟平群雄，一统北方的诗人风度与英雄业绩，不惶多让，各有千秋吧？

写于2001年春节期间

李寒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