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常识还是“大智慧”
　　股市大论战源于经济学家缺乏常识。给经济学家上一堂常识课，“中国股市大辩论”可以休矣
吴敬琏“股市论”一言既出，引发中国股市大地震，继而引起五位“重量级”经济学家群起而攻，“中国股市大辩论”由此开场；随后在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吴敬琏召见记者，抖出十年来的学术著作，以“何处寻求大智慧”之名重新包装，重申“股市论”，展开反击，捍卫己见，并发出“股民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的近似救世主般的呐喊，“中国股市大辩论”愈演愈烈，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对这场经济学家登台、全民观战的“中国股市大辩论”，笔者一直冷眼旁观，一言未发，根本无意参加笔战或舌战，因为笔者认为，“中国股市大辩论”不过常识之争，争论双方都缺乏常识，而对经济学家缺乏常识早已司空见惯，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更不必大动干戈；但眼看着论战不断升级，上纲上线，什么“大智慧”、呐喊等等都出来了，仿佛“众人皆醉我独醒”，经济学家要当救世主，要走向神坛，这就不能等闲视之了。于是，笔者只好打破沉默，拨冗——但不是为了参战，而是给经济学家上一堂常识课，目的是为了结束这场无谓的争论。
股市大辩论源于经济学家缺乏常识，他们没有真正搞懂这样两个问题：一是股份制是怎么产生的？二是我们为什么要炒股？这是股份制和证券市场领域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而他们争论不休的也只是常识性问题，吴敬琏说：炒股不创造财富，只是财富的再分配，是把钱从这个人的口袋里拿到那个人的口袋里罢了，炒股要能增加财富，如同一个人想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很荒唐的，他并进而认为中国股市很像个大赌场。这最后一句引起“重量级”经济学家围攻，引发“中国股市大辩论”。其实，炒股不创造财富，这是经济学常识，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却把它当作他历经多年研究发现的“大智慧”，并以救世主般的口吻施教，着实好笑；“重量级”经济学家萧灼基则煞有介事地将股市与赌场进行比较，指出一、二、三、四、甲、乙、丙、丁、A、B、C、D等等几点不同，也很可爱。炒股不创造财富，这是经济学常识；但吴敬琏的潜台思维逻辑是想以此否定炒股的必要性，这就又犯了常识性错误。炒股不创造财富，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炒股。社会劳动有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大类，两者都有它的必要性。炒股形成的证券二级市场如同包括吴敬琏这样的教授所在的国家公务机关、武装警察、人民军队以及银行保险机构等等都属于社会非生产性劳动部门，都不创造价值也即吴敬琏所说的不创造社会财富，但并不是说这些非生产性劳动部门都是不必要的。吴敬琏是不必要的吗？政府机关可以撤销吗？我们的战士统统“下岗”？银行、保险机构全部关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然，吴敬琏及为其辩护者会说了：对吴敬琏的“股市论”不可偏面理解，吴敬琏反对的是股市的过度投机，而非一般的炒股。我们知道，大凡太过者，除非是“太棒了”、“太好了”之类的赞叹词，否则，“太甜”、“太盐”、“太酸”、“太辣”、“太多”、“太少”等等都是不好的，也即都是要反对的，这是连家庭主妇阿婆们都知道的生活常识，哪里用得着你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煞有介事地来指点迷津？所以，“过度”只是一种巧妙的措辞而已，其实质是一般地反对炒股，对证券市场持否定态度。
吴敬琏以炒股不创造财富立论，反对炒股，否定证券市场，犯的是常识性错误，源于他不知道股份制是怎么产生的以及我们为什么要炒股这样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给经济学家上一堂常识课，讲讲股份制是怎么产生的以及我们为什么要炒股。讲清楚这两个基本问题，“中国股市大辩论”可以休矣。

二、给经济学家上一堂常识课
股份制是怎么产生的？ 二、我们为什么要炒股？
（一）股份制的诞生源于一个“很傻”的想法——能不能“拿”了别人的钱不还呢？
股份制是现代市场经济最精妙的组织形式，但是它的诞生却源于一个听起来“很傻”的想法。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来说，人们积累财富的方法最先想到的是依靠自有资本滚雪球发展，肥水不流外人田，什么都想抓在自己家族手里，这好像是很聪明的想法和作法，是最先被想到的。但慢慢地人们就发现这种做法具有太多的局限性，因为人生短暂，机会转瞬即逝，等到自有资本的积累达到机遇所需要的条件，机会早已不再，经常这样白白错失良机，令人痛心疾首。于是，有更聪明的人就想到了借鸡生蛋，因为他发现机会并不是同时降临每个人的，当自己有了大规模生产经营机会的时候，很多人却连小规模经营的机会都没有，而且有些人还压根儿不愿意也不擅于投资，把他们的钱借过来用，然后加上一定的利息还给他，互惠互利，双方都有好处，对社会来讲也有利于充分利用资源。这种做法的规范化操作便是现代银行制度的诞生。至此，历史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一步的历史前进源于更深入地替别人着想，从而发现了市场的空白点，结果最大的受益者还是自己，与当初那种一切都靠自己，都抓在自己手里的想法相比，已经多了一些辩证的思维在里头了。
但是，借来的钱总是要还的，到期还本付息的压力使得企业无法从容安排长期生产经营任务，痛快一阵子，辛苦一辈子，到头来发现自己竟是在为银行、为债权人打工。这时他又不满足了，而倒退回去，自己慢慢滚，那是不可能的，那种日子的苦头更难过。于是，这个人又发奇思妙想，“傻想”开了：拿别人的钱来干自己的事是好，但到期要还本付息却不那么美妙，能不能“拿”了别人的钱不还呢？这是一个十足的“傻想”。
人是越来越聪明，难道想法却越来越傻了？非也。这个人的聪明过人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因为周围人们的讥讽而放弃这一“傻想”，他不认为这是“傻想”，他没有到此止步，而是认真地对待了这一“傻想”，作了深入的分析思考，而这一分析思考的方法则是更进一步的辩证法。他不是想着怎样去偷去盗，如何掩耳盗铃不被人发觉，不是的。他去分析别人的需求、人们的心理，先为他人着想。他想，人们的心理是复杂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有人满足于银行利息，有人却不满足于那种固定的回报，嫌银行利息太少了，有当老板的愿望，想赚更多的钱，也愿意冒更大的风险。“让他们当老板”，这个“傻想”的人忽然茅塞顿开，想出了锦囊妙计。把他们的钱都拿过来，大家一起来干，赚了钱大家分，当然，万一赔了，也就大家分担，公平合理，却不用给他们保证利息，又不用还，而我的钱最多，自然由我说了算，这也是合理的。这样一来不就“拿”了别人的钱干自己的事，可以不用还了？妙，妙，实在是妙！
股份制就这样诞生了。它是乍听起来“很傻”的想法，却运用了更大的智慧，是更大的辩证。
你我他大家都有份，根据出钱的多少决定份额的大小，把总资本分成等额的基本单位，这个单位就被称作“股”，就像货币中的元一样，1000元就是1000个以元为单位的基本单位，同样，1000股就是1000个以股为单位的基本单位，通常以1元为1股的面值，投钱叫入股，入股的凭证叫股票。除非股份制企业破产倒闭清算，大家可以从破产企业剩余资产中收回部分投资，否则，投在股份制企业里的钱永远不可撤回。这便是股份制最基本的含义和名称的来历。

（二）证券市场的诞生是为了开辟更大的“拿”钱市场。

人的欲望真是无止境的，这个爱好“傻想”的人又不满足了：他嫌白“拿”不还的钱不够多，想开辟更大的“拿”钱市场。他认为，这种最基本意义上的股份制虽然克服了银行制度和依靠自有资本滚雪球发展的弊端和局限性，可以“拿”了别人的钱不还，从容安排长期生产经营任务；但是他认为，人心是很难一致的，不想当老板、不愿意长线投资的大有人在，而且人活着总得提防个三长两短什么的，所以必须还要想出一种办法把这些人的钱也能“拿”来不还，而让他们则又能随时拿回去，这好象是一对矛盾来着，这就是一对矛盾！但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是没有的，什么矛盾都是可以被解决的。他进一步分析开了：上面讲到的那些人是想随时抽回投资的，但是，你们发现没有？还有另一些人同时又想随时投资入股的，因为企业在发展变化之中，人们对企业前景的看法因人而异，不看好的想打退堂鼓，看好的则想中途入股；另一方面，有些人这时急用钱，故想抽回投资，而另一些人却正好这时有闲钱，又想投资。而我的企业又不能一天到晚发股票，那样会打乱我的资本运营计划，如果我的企业可以这样随时让投资者进进出出，岂不成银行了？也有违我只想“拿”人家钱不还，安安心心地从容安排长期生产经营任务的初衷，这肯定是不能改变的。于是，办法有了：就让他们自己调剂余缺去！没准还能从中赚个差价，小发一笔呢！证券市场就这样诞生了：让投资者凭股票在那里互相交易买卖，调剂余缺。股票属于有价证券，是证券的一种，其他证券如债券也可以这样处理，故取一个相对宽泛的名称叫证券市场，如只就股份制而言，叫股票市场也行。
从股票的实际交易中，人们偿到了投机炒作短期获利的甜头，许多人便乐此不疲，迎合了他们喜欢赌博的心理，为了保持尽量公正，后来对证券市场逐步进行规范，发展成了今天这种形式。证券市场的设立和规范使股份制也变得更加精妙了，到今天，它竟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最精妙的组织形式！

（三）股份制和证券市场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和文明进步的产物，具有客观的必要性，是比吴敬琏更“大”的智慧结晶。

从以上拟人化、通俗化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股份制和证券市场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和文明进步的产物，具有客观的必要性，其中包含了比吴敬琏的“大智慧”更大的辩证法哲学大智慧。
炒股是不创造社会财富。股票在市场上炒来炒去与上市公司的资金进出也毫无关系，例如，我们从二级市场上买进某公司的股票，某公司并没有收到这笔钱，反之，我们若从二级市场上卖出这只股票，该公司也无需支出这笔钱，股份公司将股票发行完了之后，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炒作就与它的资金增减无关了。因此，如果孤立地看，证券市场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们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就是这样看的。单从你自己企业筹资角度来考虑问题，你是只要将股票发行出去就行了，炒不炒是别人的事，跟你无关。但是，辩证地看，股票能在二级市场上炒作与一级市场的发行大有关系。如果股票不能在二级市场上炒作，它在一级市场上的发行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许多短期投资就无法长期化，社会资源得不到充分配置，而且由于无法及时将投资变现或辙离，大大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反过来影响他在一级市场上的认购。如果这样，股份制就会局限在有限责任制的形式上，不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精妙的程度。此外，证券市场的存在还能起到国民经济晴雨表的作用、对股份公司“用脚投票”的作用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学ABC，恕不一一赘述，建议吴敬琏先生去读笔者十年前出版的经济学著作或论文。 （四）教授生产讲义？妓女生产嫖客？
——吴敬琏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错误概念
吴敬琏的另一个常识性错误是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概念模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基本概念。从一般意义上讲，社会劳动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生产性劳动，另一类是非生产性劳动。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叫生产性劳动，反之，则为非生产性劳动。从社会形态意义上讲，能使社会财富增加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反之，则为非生产性劳动。在吴敬琏的头脑里，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概念是混乱和矛盾的。证券市场或炒股既不生产物质产品也不增加社会财富，属于非生产性劳动，这是对的。吴敬琏据此对炒股和证券市场持否定态度，他把非生产性劳动等同于没用的和不必要的劳动，这就错了。但他显然不否定教授这种职业，否则，像他这样道德自律性极强的人早就改行不当教授了或自觉“下岗”了。吴敬琏不否定教授这种职业，是因为根据他生活的常识觉得，教授“生产”着讲义和弟子，讲义给人启迪，弟子又生产着各种各样的财富，作用大着呢！怎么能跟炒股同日而语呢？因此是生产性劳动。这里吴敬琏又把劳动的有用性即能够满足某种需要当作了生产性劳动的定义。根据他生活的常识，他不知道炒股有什么用，于是就把炒股和证券市场当作非生产性劳动而加以否定；同时根据他的生活常识，他知道教授大有用处，就又把教授当作生产性劳动而不加以否定。根据这种逻辑，妓女“劳动”也是“生产性”的，因为妓女“生产”着嫖客。从这个意义上讲，教授等于妓女。根据这种逻辑，假如有人开了一个帽子工厂，那么，原材料生产厂家的人都是他的生产劳动者——为他生产原材料，工商税务人员是他的生产劳动者——搞企业自然少不了工商税务机关的帮衬，武装警察、人民军队也须是他的生产劳动者——没有警察保一方平安他如何能开工厂？没有军队保家卫国，没有大家怎能有他这个小家？甚至连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应是他的生产劳动者——克林顿为他“生产”了美国政策，这与他将帽子出口美国大有关系……如果按照吴敬琏的逻辑这样联想下去，全世界的人都和他的帽子工厂有关，岂不都成了他的生产劳动者？如果帽子工厂的老板知道他生产一顶帽子整个地球都动起来了，他会作何感想呢？请问吴敬琏。 （五）投机还是投资？

炒股是投机还是投资？这也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很无谓的争论。投机与投资之争无非是想说明炒股的意义，我们为什么不像上面那样直接去说明炒股和证券市场有什么作用和意义，而非要用投机和投资这两个筐来装呢？如果有幸被装入投资筐里，那么，炒股和证券市场就是“好”的；否则，假如不幸被装进了投机筐里，那就“坏”了？不幸被装进投机筐里而又要说“好”，那就得为投机正名，说投机其实也是“好”的。这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做的事情。
投机的“好”与“坏”只是一个道德的范畴，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经济学概念，因此，用投机这个筐来装股票本就不妥，更不必去研究投机的道德内含并进行更正。这不是经济学家该做的事情。就算是投资好了，难道一切投资都是“好”的？亏损的投资、浪费的投资、错误的投资也是“好”的？显然不是。
再说了，世界上的事物并不都是非此即彼的，不是投资就一定是投机？或者反过来不是投机就一定得是投资？在投资与投机之外存在大量事物，另有它们的作用和意义所在！假如吴敬琏既不投资也不投机，难道我们就无从判断其存在的价值了吗？显然不是。
经济学家们说了：炒股具有投资和投机双重性，通过买入股票获取股息红利收入部分是投资行为，而通过买卖股票赚取差价收入部分则是投机。这里，经济学家们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股份公司是搞投资的，股份公司把投资赚的钱按股份比例分给了股票持有者，那么这个股票持有者也就成了投资者。而通过炒卖赚的钱是与股份公司投资赚的钱无关的，因此，这部分就不是投资，而是投机了。这种逻辑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从以赚钱为目的的资金或资源投入就叫投资的角度来说，那么，炒股就是投资，不管他是为了获取股息红利还是为了赚取差价，也不分股息红利收入还是差价收入，投资的属性与赚钱的行业和手法是无关的；如果我们从投给股份公司的钱就是投资的角度来说，那么，每个股票持有者都是投资者，不论他是终身持有还是只是瞬间持有，也不管他是从一级市场上买进的因而他的钱进了股份公司，还是从二级市场上买进的从而他的钱没有进入股份公司，他们在持有股票那段时间上是投资者，纵使他是从二级市场上买进的，也是在接替一级市场上的投资者而成为投资者——他是在一段时间上的投资者，是投资的接力者，而不是说他的钱进了股份公司的账，也不因他的钱没有进股份公司的账而不是投资者。
经济学家经常说：某只股票市盈率低，具有投资价值，而某只股票的市盈率高，投资价值不大；当股民们经常不买市盈率低的股票反买市盈率高的股票或者市盈率这么高了还买时，他就说中国股市不成熟，股民们不理性。这是他用上面的错误的逻辑看问题，即认为获取股息红利才叫投资所致。他自己不懂就说股市不成熟，股民盲目。什么叫市盈率？打比方说，某股票的市盈率为30倍，意味着你若在这个价位上买进这只股票，通过股息红利收入需要30年才能收回投资！而30倍这样的市盈率被认为是不高的和有投资价值的，除非你是疯了，才会听从经济学家的说教去做30年后仅仅可收回投资而冒30年内这家公司可能早已破产倒闭从地球上消失了的巨大风险！就算市盈率10倍吧，这样的股票在我们的经济学家看来已经是极具投资价值的稀有股票了，但你仍需10年才回本。经济学家们鼓励你“投资”，让大家都去买来等着分红，也就是反对炒股。经济学对投资的观念、对股票投资价值的观念是如此的幼稚和荒唐可笑，若让他给你指导炒股票，你不赔个精光才怪呢。

三、经济学家为什么不懂常识
经济学家不懂常识、犯幼稚病的“案例”俯拾即是。经济学家为什么不懂常识。我是在什么时候怎么发现经济学家不懂常识的。
（一）十五大召开，股市下跌，经济学家看不懂
经济学家不懂常识、犯幼稚病的“案例”俯拾即是，仅就股市而言便不胜枚举。记得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之际，股市不升反跌，令我们的经济学家纷纷跌破眼镜：十五大召开无疑属大利好消息，按道理股市当大涨，中国股市却不涨反跌，真是不成熟。幸亏中国股市不成熟，一句“中国股市不成熟”为我们的经济学家提供了多少次借口！十五大是利好，这没错，逢利好股价就涨，这也是没错。问题是十五大不是突发性消息，而是有计划的安排，它要召开的消息早已为人所知，人们早就看好了它，并付诸行动买进了股票，因此，股票提前涨了，这叫“利好消息被提前消化了”；到十五大正式召开之时，人们预料利好将出尽，纷纷将提前买入的股票赶在利好出尽前卖出套现获利，造成股价下跌，这叫“利好出尽，获利回吐”。完全符合股市中的“规律”。股市的反映是有提前量的，我们常说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说的就是股市提前反映的特性。我们的经济学家只会背书，遇到实际问题就跌破眼镜。幼稚的不是中国股市，而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一直还那么幼稚下去的话，中国股市就休想有成熟的那一天——因为即使成熟了也会被当成不成熟。
（二）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纷纷衰落，经济学家不知其所以然
又如，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纷纷衰落，我们的经济学家也是只跌眼镜——看不懂的，什么“标王祸害论”、“性格缺陷论”等等，隔靴骚痒，不得要领，害得我们的企业家纷纷写检讨书，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大做广告，以致哈医药广告一出，以为巨人、秦池又来了，或哈医药马上就会步它们的后尘而去。否则，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能够找准问题的实质，教一下企业家，那么像爱多这样的企业也就不至于在巨人衰落之后时隔五年，还会步其后尘犯同样的错误，重蹈全军覆没的覆辙。其实，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纷纷衰落是有其共同的社会根源的：在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新旧体制交替形成了许多体制的真空地带、人才的无竞争领域和市场的空白点，政策性效应释放出了巨大的超额利润，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被我们的未必具有超凡胆魄和远见卓识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捷足先登抓着了；但是，历史性机遇毕竟是“历史性的”，它是要过去的，超额利被平均化，整体的所谓衰落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他们其实并没有超凡胆魄和远见卓识），继续着经济高潮时期的思维定势和扩张型发展战略，结果，链条断裂，导致全线崩溃，全军覆没（笔者在五年前另有文章详述）。我们的经济学家显然不懂。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恕不一一教导了——现在都是知识经济时代了，免费的教育已经不多了。
（三）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中国经济学家普遍脱离实践，因此，中国经济学家普遍地缺乏常识。
读到这里，读者朋友可能会感到疑惑了：我们尊敬的经济学家真有像你说的那么幼稚可笑吗？你是什么人，有资格给经济学家上常识课？
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我们的经济学家一直在书斋里闭门造车，对在经济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虽是常识也有所不知，这是非常正常的。中国经济学家普遍脱离实践，因此，中国经济学家普遍地缺乏常识。
（四）10前，我在做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时给经济学家上了一堂常识课，发现经济学家不懂常识。
早在10年前的学生时代，笔者就已经发现了经济学家不懂常识的秘密，并给经济学家上了一堂常识课。
1991年下半年，笔者利用研究生暑假和调研的机会来到深圳，边打工边研究深圳股市，发现深圳股市正处于一个谷底往回升的大牛市初始阶段，便把打工赚的钱投入股市炒股，买到龙头股深发展，一周内即翻了一番；后来又借身份证请人排队认购新股。回到北京后，“炒股发财”的故事在人民大学被传为美谈。据此写出的“深圳股市逐步走向成熟”的调研报告和“证券市场在我国的发展问题”的毕业论文获得优异成绩。答辩的时候，我发现主考的经济学家们仿佛是在听我讲课——他们显然不懂股市常识。10年前当学生时就给经济学家上常识课了，10年后再给经济学家上一堂常识课，又有什么稀奇的呢？奇怪的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学家，10年来没有长进，还犯常识错误。
笔者的调查报告和毕业论文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但在深圳炒股的经历却受到校方的严厉处罚。根据校方规定，学生是不能“经商”的。研究经济学而不许参与实践，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能不缺乏常识吗？从那时起笔者就更加坚定了“带着经济学养在实践中研究经济学”的“人生设计”。1992年，经济学硕士毕业后，便主动放弃了攻读北京大学某著名经济学家博士研究香港股市的机会，参加了工作。时至今日，虽历尽坎坷，但仍“衣带渐宽终不悔”，我认为，我的路是走对了。笔者并无“特异功能”，只是走了一条与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同的研究经济学之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五）十几年前，我在研读《资本论》时，发现《资本论》专家只研究第一卷，不懂第三卷。
股市是新生事物，指导企业家实践需要真功夫，经济学家有所不知，可以理解。但像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这样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详细的论述，难道靠一部《资本论》“打天下”的中国经济学家连这点常识也会没有吗？是的。
十几年前，笔者曾在条件十分艰苦的山沟沟的军营里自学《资本论》，被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和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征服得五体投地，读得如痴如醉，接连研读了几遍，读出了不少问题。有一次，我怀疑马克思关于地租中的一个表述有误，便怀着十分虔诚的心情赶赴百里外的某大学向一位以专门研究《资本论》闻名的经济学教授请教，我跟他讲了半天，讲得脸红脖子粗，他还不懂我的问题，答也非所问，感觉他对《资本论》中这一部分的内容并不熟悉。我当时虽感到很困惑，但还不敢怀疑他对《资本论》不熟悉。事后我才知道，这位著名的《资本论》研究专家是专门研究第一卷的，而关于地租的部分在第三卷末，难怪这位教授有所不知。后来当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后，进一步发现这种情况在经济学教授中还很普遍。
中国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以形容《论语》的博大精深。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比《论语》要博大精深多了，一卷《资本论》也就足以打天下了。《资本论》有四卷，其中第四卷又分三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概念在第四卷里，第四卷常常被学者们忽视，吴敬琏虽然学贯中西，或许他熟悉一、二、三卷，对第四卷不熟，那么，他不了解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是马克思太伟大了，怎能怪我辈没学问？

四、经济学家请让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理论一直落后于实践，其为改革实践开出的“药方”常常是一些“馊点子”，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造就了大批“官倒”，使腐败盛行，并引发了学潮，使改革付出了十分巨大的代价。因设计“价格双轨制”而名声大噪的某少壮派经济学家后来竟还调侃地说什么：“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价格双轨制”是典型的书斋里设计出来的方案，它缺乏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基本了解。
多年前，理论落后于实践一直是使中国经济学家引以为羞的。一些培训班也早已不请经济学家了——因为没人听。这些年来，由于超额利润被平均化，生意越来越难做，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嘛，顾名思义，应该有什么高见。于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历史地被推到了前台，成了进明星，以致于吴敬琏上了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这本身就是一场误会，但是我们的经济学家缺乏自知之明，以为自己真的了不得，不得了，信口开河地指手划脚，指点起迷津来了，不小心露了馅——这是必然的、迟早的事。
笔者没有义务也没有时间一直陪着经济学家上常识课。给经济学家上一堂常识课是给经济学家提个醒，增加点自知之明，否则，人们迟早会说：“经济学家请让开！”那时多尴尬，多没面子！

何学林